Author Archives: 胖头鱼

奔月（1） 　　聪明的牲口确乎知道人意，刚刚望见宅门，那马便立刻放缓脚步了，并且和它背上的主人同时垂了头，一步一顿，像捣米一样。 　　暮霭笼罩了大宅，邻屋上都腾起浓黑的炊烟，已经是晚饭时候。家将们听得马蹄声，早已迎了出来，都在宅门外垂着手直挺挺地站着。羿（2）在垃圾堆边懒懒地下了马，家将们便接过缰绳和鞭子去。他刚要跨进大门，低头看看挂在腰间的满壶的簇新的箭和网里的三匹乌老鸦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心里就非常踌蹰。但到底硬着头皮，大踏步走进去了；箭在壶里豁朗豁朗地响着。 　　刚到内院，他便见嫦娥（3）在圆窗里探了一探头。他知道她眼睛快，一定早瞧见那几匹乌鸦的了，不觉一吓，脚步登时也一停，——但只得往里走。使女们都迎出来，给他卸了弓箭，解下网兜。他仿佛觉得她们都在苦笑。 　　“太太……。”他擦过手脸，走进内房去，一面叫。 　　嫦娥正在看着圆窗外的暮天，慢慢回过头来，似理不理的向他看了一眼，没有答应。 　　这种情形，羿倒久已习惯的了，至少已有一年多。他仍旧走近去，坐在对面的铺着脱毛的旧豹皮的木榻上，搔着头皮，支支梧梧地说—— 　　“今天的运气仍旧不见佳，还是只有乌鸦……。” 　　“哼！”嫦娥将柳眉一扬，忽然站起来，风似的往外走，嘴里咕噜着，“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 　　“太太，”羿赶紧也站起，跟在后面，低声说，“不过今天倒还好，另外还射了一匹麻雀，可以给你做菜的。女辛（4）！”他大声地叫使女，“你把那一匹麻雀拿过来请太太看！” 　　野味已经拿到厨房里去了，女辛便跑去挑出来，两手捧着，送在嫦娥的眼前。 　　“哼！”她瞥了一眼，慢慢地伸手一捏，不高兴地说，“一团糟！不是全都粉碎了么？肉在那里？” 　　“是的，”羿很惶恐，“射碎的。我的弓太强，箭头太大了。”

From http://www.21cbh.com/HTML/2010-3-8/167691.html 聂辉华  2010-03-08 15:27:37 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可以分为两类：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和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习惯于将后者称为“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实证研究是和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对应的。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是一种实证研究，然后可以得出规范结论。若根据库恩（Kuhn，1970）的定义，规范研究甚至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式。因此，将经验研究称之为“实证研究”，似乎是说理论研究不是实证的，这是对理论研究的误读。 在美国，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是从事经验研究或者应用理论研究的，只有极少数经济学者专门从事理论研究。这极少数人通常是一流大学的教授，他们发表的5%的理论文章，被至少95%的本领域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者阅读。所有经济学主要分支的奠基性工作，除了计量经济学，都是由少数几个大师级经济学家提出和发展的理论框架奠定的。因此，一方面，成为知名的理论研究者相当困难；另一方面，理论研究者的地位明显高于应用研究者和经验研究者。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在40次颁奖中至少有30次是颁发给了理论研究者。但“文人相轻”。理论研究者通常看不起经验研究者，他们认为经验研究如果支持了理论假说，那是理所当然的；反之，如果不支持理论假说，他们认为那可能是样本偏差所致。从终极意义上讲，任何经验研究都无法“证明”理论研究，而最多只能在特定背景下“证伪”理论研究。但经验研究者也有时看不起理论研究者，认为后者的结论通常都是“常识”，不同的是对常识添加了一些限制条件。可是，要区分限制条件本身却需要依赖经验研究。 在中国，关于中国学者究竟该不该从事理论研究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方认为，中国学者不具备理论研究的水平，得到的理论要么是没有新意的，要么是错误的，因此应该从事经验研究或者应用理论研究。反对者认为，如果不鼓励理论研究，那么就可能错误地应用理论或错误地检验理论；而且，中国经济学者不可能等到某个特定的时刻，突然就变得可以研究纯理论了。也有中间立场的学者认为，年轻人刚毕业，对现实情况并不熟悉，因此选择以理论研究为主，至少可以夯实基础，等有了经验之后可以再从事应用研究和经验研究。 以我个人的有限经验来判断，我赞成吴敬琏的那句话：“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应用现有理论就不错了。”不是我自卑，我认为，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中国大陆在总体上距离世界一流水平都有光年般的距离。这决定了一个残酷的事实，99%的国内经济学论文在学术上都毫无价值，或者最多只有练习的价值。如果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必须付出代价的话，我认为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们至少应该砍掉99%的经济学刊物。实际上，我们只需要1%的学者去研究经济学——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99%的学者应该去传播经济学。与此对应，我们只需要1%的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99%的大学应该成为教学型大学。对中国来说，传播经济学——让公民理解现代经济学所蕴含的自由、竞争、法治思想，比提高经济学更重要，也明显更有比较优势。如今，我们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博士，但是有一项重大科研成果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可能很快会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论文（按中文算的话应该有了），但是我们有几篇世界级的论文？